我們知道北京大學不是一般的學府，它是傳承中華古文明的最后一個王朝，為了應對西方侵略造成的文化危機，在變法維新之際，采取的一個教育變革措施的成果。眾所周知，京師大學堂是北京大學之源，戊戌變法之時，京師大學堂設立之初，行駛了部分國子監的功能，第一是新式學校中的最高學府，第二兼備管理各地新式學校的功能。

京師大學堂的教學內容雖然向西學開放，但是仍然奉孔子為圣人，把經學科作為第一學科，將研究院叫做通儒院，目的是強調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，因此，京師大學堂既是一個中西文化融合的重要載體，也是國子監的一種現代延續。從知識體系上來講，京師大學堂之后，特別是新文化運動開始以后，西學在北京大學和整個社會都占據了強勢的地位，儒家文化漸漸的退出主流地位。蔡元培在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時曾明令禁止全國的中小學校讀經，后來北大也取消了經學科，這代表了他當時作為北大的校長對于儒家文化的態度。

蔡元培校長也曾經提出用美育代替宗教，希望美育成為新民的靈魂。而如果在北大的校園設立孔子雕塑的話，就會毀了北大“五四”的新道統，沒有北大就沒有五四運動，而五四運動有兩個重要的歷史貢獻，首先，傳播了民主科學和馬克思主義，其次，打壓了儒家的文化。如果在北大設立孔子雕像的話就是意味著否定了當時的歷史共享，從而導致對于前者的間接否定。

現在全世界都在辦孔子學院，由此可見孔子的儒家思想還是值得大力推廣的，一個民族的歷史越長，越討厭歷史。一個民族的歷史人物越偉大，越容易成為替罪羊，在大變革時期尤其如此，梁啟超想要一個“少年中國”，五四青年把中國的落后都歸罪于孔子，反映的就是這種社會歷史心理。北大的偉大，并不僅僅在于它能夠否定舊傳統，創造新傳統，更在于它勇于重新肯定自己過去的否定，在造自己過去的創造。